郑州刑事律师

          精神损害是因侵权行为而给被侵权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以及精神利益方面的损失，它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着相当的负面影响。为此，各国一般都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希望能够以金钱这种方式来对被侵权人受伤的精神加以慰藉。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更是侵权行为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各国民法普遍确立了本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情况下，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也对侵犯他人名誉权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做出了规定，该条规定初步表明了我国立法对精神损害问题的重视。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现行《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无疑已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在民事规制之外，我国《刑法》也对精神损害问题有相当的涉及，如：专门规定了以造成他人精神伤害为构成要件的侮辱罪与诽谤罪，将附带侵害他人精神活动的抢劫罪、强奸罪、绑架罪等犯罪作为重罪加以惩处等等。这些都进一步表明了我国立法对精神损害问题的重视。而另一方面，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却又仅将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限制在物质损失（经济损失）方面，这无疑是我国刑事立法本身的一个冲突。此外，就目前来说，在国家赔偿制度在其他国家已经逐步被拓展到精神损害赔偿领域的情况下，我国精神损害的行政赔偿问题却几乎还没有被立法所涉及。这显然又是我国立法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上述前提背景下，探讨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方面的立法冲突，以期推动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便成为本文的主旨。一、精神损害与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民事立法缺陷（一）精神损害及其民法救济民法上的精神损害就是因行为人侵犯他人的人格尊严或者因其他违法行为致使他人心理和感情遭受创伤和痛苦，无法正常进行日常活动的非财产损害。[1] 它是民事主体在其健康权、身体权、自由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以及隐私权等人身权受到侵害或者其近亲属生命权等权益受到侵害时，给民事主体的情绪、感情、思维等心理方面造成障碍，使其产生愤怒、焦躁、恐惧、沮丧、绝望、忧郁等不良后果。从生理学上来说，人的精神包括思想、情绪、性格、爱好、脾气以及对外界事物刺激的反映等等，是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它反映了一个人的情感和志向，同时也影响着每个人的身心健康。俄国伟大的生理学家巴浦洛夫曾说过：“愉快可以使你对生命的每一跳动，生活的每一印象易于感受，不论躯体和精神上的愉快都是如此，可以使身体发展、身体健康。”著名长寿学者胡夫兰德在《人生延寿法》中还强调指出：“一切对人不利的影响中，最能使人短命夭亡的要算是不好的情绪和恶劣的心境。”[2] 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精神因素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

          鉴于此，各国立法者对于因行为人侵权行为导致他人出现的精神损害都给予了相当地重视，并纷纷通过本国民事立法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做了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对被害人负损害赔偿的义务。” 该法第847条规定：“1.不法侵害他人的身体或健康，或侵夺他人自由者，被害人所受侵害虽非财产上的损失，亦得因受损害，请求赔偿相当的金额。……”；《瑞士民法典》第55条也规定：“由他人之侵权行为，于人格关系上受到严重损害者，纵无财产损害之证明，裁判官亦得判定相当金额之赔偿。”除此之外的其他各国，如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的民事立法中也都有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这说明，在当代各国的民事立法中，精神损害问题已经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许多国家也都确立了本国精神损害的民事救济制度。（二）我国精神损害民事赔偿制度的缺欠在我国，长期以来，精神损害也一直是个引人注目的焦点问题。精神损害是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后果，即在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受到侵害并产生精神损害时侵害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这种损害的民事责任。我国法学界过去承袭前苏联的民法理论不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认为用金钱赔偿精神损失，是人格的商品化，实际上是降低了人的人格，有悖于社会主义道德准则。而且，精神损害不能金钱来估算，不能有一个确定的赔偿标准，所以难以付诸实践。[3] 为此，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用一种极其不明显的表述有限度、有分寸地规定了一种补偿性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该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通常认为，《民法通则》的该条规定是我国民法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标志。尽管该规定比较模糊，且容易引发学理界的争论，但自《民法通则》生效以来的长久实践无疑已经表明，该规定所确立的这种有限度、有分寸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解决我国涉精神损害赔偿案以及保护人们的精神健康等方面还是起到了明显作用的。 在该规定的指引下，我国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一些精神损害赔偿得到了比较稳妥的解决。例如，1988年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被称为我国建国以来第一起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王应发诉作家刘真、《女子文学》、《文论月刊》等被告案以及1992年李谷一诉河南省南阳市《声屏晚报》及该报记者汤生午案等几起著名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便都是在这一时期审理的，《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无疑为这些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在《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之外，为了进一步明确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8月7日发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0条又明确规定：“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公民并提出精神损害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的后果等情况酌定。”该《解释》成为我国民事司法解释的一大突破。此后，凡是有关名誉侵权的纠纷，只要提起诉讼，无一不带有精神抚慰金或精神损失费的。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须看到，与某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相比，我国《民法通则》（包括1993年的上述《解释》）所确立的上述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无疑还是存在重大欠缺的。因为这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主要侧重于对被侵权人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补偿，而不具有惩罚性，与单纯惩罚性或兼具补偿性和惩罚性的精神赔偿制度相比，这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显然难以达到充分保护受害人的目的，甚至在某些时候连最起码的、给予被侵权人一个满意说法的效果都达不到。不仅如此，这种赔偿制度显然也难以起到预防纠纷和减少损害以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作用，而“法律规范秩序的目的不在于仅仅将其作为解决纠纷、补偿损失的工具，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纠纷和损害的发生……”[4] 纠纷和损害防范功能弱化的法律或不具有防范功能的法律，显然都不是好的法律。在当今私权保护已经成为现代法治社会一个显著标志和基本要求的情势下，惩罚性赔偿已经获得了其他国家的普遍适用。美国就是较为重视并已在其立法中明确确立精神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国家之一。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在美国）因侵权行为而支付的损害赔偿金额的47%，均为包含有惩罚性因素在内的精神损害赔偿。[5]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民法通则》（包括1993年的上述《解释》）所确立的补偿性损害赔偿制度是较显落后的。随着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人们对精神生活要求的日渐提高以及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大量侵权行为所导致的精神伤害纠纷的日益增多，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民事立法的一个基本要求。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2001年2月26日第1161次会议上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原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诸方面问题再次做了具体的解释。该解释部分吸纳了现代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念，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我国传统民法理论的束缚，拓展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和领域，“是近年来最有意义的一个关于民法方面的司法解释”，[6] 也是我国民法领域的又一个重大突破。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该《解释》尽管有诸多突破，但却依旧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首先，该《解释》明确、断然地否定了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解释》第5条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说明，我国《民法通则》是不承认法人具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第120条第2款规定的“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中，法人的赔偿请求权只限于物质方面的损害而不包括精神损害。笔者以为，这一解释的合理性是有待商榷的。这是因为，精神损害是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而“法律上的精神活动，是法律上的财产流转活动相对应的活动，包括生理上或心理上的活动和维护精神利益的活动。”所以，在法律上，“精神损害的最终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