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刑事律师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是公诉案件的必经程序，也是起诉和审判的前提与基础。在我国，由于长期奉行公检法三机关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导致“侦查中心主义”，侦查的结论往往决定着起诉和审判的结果。因而，凡冤案之形成，无不可以追溯至侦查阶段。正如李心鉴博士所言：“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

近来，媒体接连曝光多起冤案，如湖北京山佘祥林案、河北唐山李久明案、河南周口胥敬祥案等，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其中尤以佘祥林冤案最为典型，佘因“杀妻”被无辜关押11年，最终以 “死妻复活”的荒诞形式洗刷冤情。冤案频发，不仅重创司法公信权威，也使侦查工作蒙羞。古人云：“欲流之长者，必溯其源”。检讨冤案，亦应关注冤案的起点——侦查错误。

佘案是典型的冤错案件，司法认定的案件事实最终被完全“证伪”，佘系清白无辜。对侦查而言，意味着侦查结论被完全推翻，出现了实体性、根本性错误。佘案侦查，集认识错误、行动错误于一身，折射出侦查理念、体制、程序之弊，十分具有标本意义。本文中，笔者将从侦查认识、侦查法治两个维度，对佘案中的侦查错误予以剖析，并就提高防错、纠错能力略陈管见。

一、佘案中的主要侦查错误

佘案侦查，肇始于一起无名女尸案。通常来说，此类案件侦破，主要有三个环节：一是查明死者身源，这是前提;二是准确认定作案人，这是关键;三是依法收集、运用证据，这是保证。而佘案的错误，恰恰就出在这些环节上：

(一)确认死者身源错误

侦破无名尸体案，首要一环是查明身源、确认死者。惟有准确认定死者，才能通过对死者的调查揭示因果关系，发现嫌疑线索，进而确定侦查方向和侦查途径。佘案的侦查错误，就是从确认死者身源开始的。此案中，“被害人”张在玉于1994年1月20日失踪，此后不久，4月11日在当地发现一具女尸。由此，警方推测死者可能就是张在玉。但这仅仅是一种侦查假说，其确切与否，尚需通过侦查活动加以验证。验证的主要方法有二：一是组织知情人辨认，二是进行指纹、血型、DNA等物证技术鉴定。此案中，由于无名女尸高度腐败、面目全非，辨认条件非常不好。因而，辨认时须注意核对尸体细微特征，必要时必须进行DNA鉴定。

但遗憾的是，侦查人员未经深追细查，就草率认定死者系张在玉。据报道，4月11日出现的无名女尸，所着衣物与张在玉并不相符;案发时，还有另一户人家也前来认尸;且因尸体高度腐败，张在玉家人并不能完全确信死者就是张在玉。在这种疑漏百出的情况下，侦查人员本应进一步予以核查，如：扩大排查范围，获取更多的失踪人员信息;对无名尸体的生理特征进行细致甄别，或对尸体进行DNA、血型检验等，以寻求更多确认依据。但侦查人员既未做 DNA检测，也未再开展调查，即在女尸出现后仅6个小时就草率作出结论。由此，一步错、步步错，其恶果不仅仅是冤枉了佘祥林，还贻误了另一种正义——那无名女尸案至今谜团未解。      

(二)认定嫌疑人错误

在确认死者系张在玉之后，查找和认定作案人，就成了侦查的中心任务。根据因果链条，案件主角佘祥林开始进入警方的侦查视线。据张在玉亲属反映，佘祥林曾有外遇，二人夫妻关系紧张，时有斗嘴、吵架之事发生。据此，公安机关将佘祥林确定为重点犯罪嫌疑人，并于1994年4月11日将其拘留审查。

我们知道，张在玉并没有死，所谓“杀妻”纯系子虚乌有。但在当时情境下，对侦查人员而言，佘妻被害却是确信无疑的事实，也是开展侦查的前提。但即便如此，要认定佘祥林系命案疑凶，至少亦应符合以下条件：一是有杀人动机;二是有作案时间;三是具备作案工具条件和现场遗留物品条件;四是具备犯罪、痕迹物证条件。

但对佘而言，由于他既未实施作案，亦未去过埋尸现场，因而，上述条件应完全不具备。比如作案时间，在警方提审时，佘曾反复交代在张在玉出走当晚，他从凌晨两点半到六点钟一直在外面寻找妻子，其间曾经搭乘过两次路过汽车。而且通过警方调查，佘搭车的司机也证实了佘的说法。那么，警方认定佘系疑犯的依据是什么呢?主要一点，就是佘曾有外遇、夫妻关系不和，可能有杀人动机。但仅凭此点，最多只能引发心理上的怀疑，连提出“作案人假说”都不够。警方却据此实施抓人、拘留，实在是粗疏、草率。

(三)侦查取证错误

嫌疑人确定之后，侦查进入深入阶段，收集证据成为核心任务。上面已说过，佘并未实施作案，亦未去过埋尸现场。因而，按常理，他既不可能作出与现场一致的供述，亦不可能遗留任何痕迹、物证。因而，只要侦查人员客观、全面收集证据，就可以消除其嫌疑，避免错案发生。但由于取证错误，不仅没有解脱佘祥林，而且几乎把冤案办成了“铁案”。

凡冤案必有刑讯，佘案也不例外。佘被拘留后，经历了连续10天11夜的高强度“突审”，一天只吃两顿饭，不给喝水，不让睡觉，连打带骂。如此“车轮战”，最终迫使佘祥林在极度疲劳、困乏之下招供。但佘毕竟未作案，因而依然说不清埋尸地点、作案工具等现场情况。此时，冤案另一元凶——指供、诱供便粉墨登场。在侦查人员不停地体罚“提示”下，佘祥林最终作出了与现场基本一致的虚假供述。

除口供外，侦查人员还弄虚作假，炮制了其他证据。如作为一审定罪量刑重要依据的公安机关一份“提取笔录”，上面记载“4月16日根据被告人佘祥林的交待在沉尸处提取蛇皮袋一个，内装四块石头”。后在二审中，经湖北省高院询问京山县公安局承办该案的侦查员了解，该“提取笔录”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还有所谓“行走路线图”及“指认现场记录”，无不是在侦查人员的诱导、提示下形成的，是典型的虚假证据。

(四)运用证据错误

侦查的最后阶段，是要审查、判断证据，并运用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最终形成侦查结论，以决定是否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审查、判断证据任务有二：一是对单个证据逐一审查判断，鉴别证据真伪，排除非法证据;二是对全案证据综合审查判断，以判明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能否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的结论。这是侦查的最后关口，将最终决定案件质量。

从佘案看，虚假证据、非法证据比比皆是，而且证据之间、证据与事实之间存有明显矛盾。如：佘祥林的有罪供述多达4种、杀人动机有5 种，且前后矛盾、时供时翻;作案凶器没有找到，仅凭佘祥林的口供认定凶器是石头，依据不足;佘祥林供述将张在玉换下的衣物放在家中灶里烧毁，但既无残片，又无证人证言佐证，衣物去向不明;不能完全排除张在玉自行出走或跟随别人出走的可能性等。也就是说，在证据上，佘案是“疑案”，根本未达到法定的 “犯罪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侦查终结标准。

在此情形下，公安机关的正确做法有二：一是继续开展侦查，直至查明全部案情;二是坚持“疑罪从无”，及时对佘祥林解除羁押。遗憾的是，由于有罪推定作崇，再加上外部破案压力，侦查机关已失去了反思、纠错能力。

二、侦查错误的成因分析

侦查错误是各种致错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这些因素既包括主体性的致错因素，如生理性、心理性、感知性、思维性致错因素;还包括非主体性制约因素，如客观方面、客体方面的致错因素等。具体到佘案，主要原因有四：

(一)先入为主，片面取证

侦查的过程，是一个借助“回溯式”思维复原案件事实真相的过程。在思维形式上，它通常是一个不断提出假说、验证假说的反复过程。在运用侦查假说，特别是“作案人假说”时，出于思维惯性，侦查人员此时极易滑入“有罪推定”。受职业影响，侦查人员此时会出现“确证偏见”，即对有待论证的侦查假说存在轻信或者偏执的信任，对自己的观点只满足于确证，而不反思它可能是错的，也拒绝承认别的可能性解释，以自我为中心取舍论据，甚至不惜伪造证据和进行诡辩。其发生通常包括三个阶段：先入为主阶段、自圆其说阶段、固执阶段。在佘案中，这种先入为主、片面取证就十分严重。

如佘被羁押后，佘的母亲杨玉香因不相信儿子会杀人，即四处寻访张在玉下落，一年后终于在一个村子里找到几个曾经见过张在玉的村民，并请求村民写了一份书面证明。